虽然300亿建“中华文化标志城”遭众委员炮轰，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说，允许有争论，但中华文化标志城肯定要建。他表示目前已得到69个院士的签名支持，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

300亿真不是个小数目，假如写全了，30000000000，看见没有，后面跟着10个0，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实在是一笔大得无法想象的数目，这得买多少猪肉（奢侈品）、鲁花花生油（绝对的奢侈品）、蔬菜啥的啊？

那么，有没有既省钱又能代表我国几千年文化传承，不需要开山破土施工剪彩大家都能接触到的东西呢？

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并且标注上你的心理价位。

以下是示范。

中华文明标志：书法。

毛笔一支，墨一瓶，纸一张。

价格：可以控制在20块以内，花费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十五亿分之一。

网易网友最聪明

网易江苏南京网友 ip：58.212.*.*：

一个灯笼，一个福字，一桌年饭，一生平安。

网易江西南昌网友(59.52.*.*) 的原贴：

中华饮食

筷子一双，青花瓷碗一个，小葱拌豆腐一碟

网易广东广州网友 ip：218.107.*.*：

剪彩

领导一个，小姐一头，红纸一张

我来献策，俺心目中价廉物美的中华文化标志，点击进入回复页面

300亿，新的文化工程投资记录将打破？ 山东济宁要在曲阜、邹城之间的九龙山上，花300亿造中华文化标志城，假如这项工程提案通过，它将会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投资最大的文化工程。下面，让我们看看其它规模巨大的文化工程吧。[详细] 中国几大巨额投资文化工程大盘点 河南炎黄二帝巨塑像 规模:占地7000平米，高106米 投资：1200万（已完成） 河南新郑华夏第一祖龙 规模：龙长21公里，高9米，宽6.6米 投资：40亿元（未完工） 横店异地重建1：1比例圆明园 规模：占地面积6165亩 投资：200亿（未开工） 桂林东方巨龙主题公园 规模：占地２４０公顷 投资：5亿美金（未完成） 网友观点大碰撞 我支持建文化标志城 我反对建文化标志城 让文化朝拜不再是苦旅 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后人像感叹金字塔一样感叹先人伟大的时候，所有的一切自然就会烟消云散，唯有一座精神的丰碑屹立于历史之巅。 请站在历史的高度看问题 中华文化标志城该建，请想一想埃菲尔铁塔和美国自由女神像。我们中华民族要想真正的强大起来，就绝不能脱离先进文化的支撑。 支持建设中华文化城 建立中华文化标志城能将孔孟文化推广到全世界，我支持。 精神废墟之上的中华文化标志城 我们所谓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以未经纳税人同意，政府拍脑壳私自建设，这才是最大的违章建筑。 文化文化，多少媚俗假尔之名 不是不要文化，不是文化不要标志，而是文化不靠标志，而是投入300亿造中华文化标志城物非所值。 文化不能标志化 中华文化标志城，这名就可笑。花费巨资可以造出一个标志，一座城池，但不能造出文化。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标志化，只是一些人一厢情愿的好意吧。 　　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您有话要说？网友可将相关看法写进博客，然后发送博文地址到我们的编辑信箱：ycwen#corp.netease.com（#用@替代），我们将择优选用。 相关新闻： 葛剑雄:赞成建中华文化标志城 但花多少钱要论证 山东省政协主席拒绝回应中华文化标志城质疑 115名委员联名提案吁请重新论证中华文化标志城 中华文化标志城悬赏逾900万征创意规划方案 山东拟投入300亿将济宁建成中华文化标志城

更多精彩，请点击进入历史频道

孔德义指着远方一座山说，“那是九龙山的龙头。”

核心提示：山东济宁要在曲阜、邹城之间的九龙山上，花300亿造中华文化标志城，造城工作号称“百年工程”。3月1日，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山东决意拿出890万元面向全球公开征集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消息传出后，“文化是精神，不是物质！”“孔子很伤心，孟子很难过。”……各大新闻网上的评论铺天盖地，6000多名网友参与投票，六成多网友表示强烈反对。通过公众关心的核心问题透露，文化标志城本身已被忽略，300亿巨款的用处成为令民众难安于心的桎梏。文化标志城该不该建？它的概念源自何处，巨额投入到底要建成什么？

酝酿已久的造城计划

从山东济宁曲阜向南8公里，沿曲阜小雪镇政府所在地的小路一直走，就能看见传说中的九龙山。

3月6日，在早春午后的阳光下遥望九龙山，它由几座山头组成，海拔也就200米左右，山间笼罩着稀薄的雾气。世代居住山下的村民，随便问一个，十有八九是“孔”姓。

书声朗朗，小雪镇中学坐落在山下。几名村民在学校附近散步，“九龙山要修建中华文化标志城”这个消息已传遍，早些年，山上禁止开矿采石，禁止私人耕田植树时，村民们就没有怨言，听说建城可能会征用九龙山附近一部分耕地，村民也没有怨言。与网上的反对言论大相径庭，村民们说：“为孔子造的，就要大力支持。”

孔子在曲阜人心中有独特的地位，用村民的说法，他待过的地方，是风水宝地。村民们说这个地方从没有旱涝灾害，是孔圣人在保佑。

63岁的孔德义介绍说，九龙山上有西汉时代的摩崖墓群，王侯将相安葬地，“这里风水好啊。”他指着远方一座山，说，“那是九龙山的龙头，我们站的地方是龙尾。听说这个城要建设好多年，不知道我能不能看见。”

号称“百年工程”绝非夸张。仅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构思过程中，就汇集了无数个群体长期的“头脑风暴”。时任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高述群，因为一个文人的突发灵感，成为推动这个城池浮现的“始作俑者”。

高述群年过半百，从政数年，仍透出文人特有的气度，托着一杯卡布奇诺，侃侃而谈。他是1978届清华学子，1983年来到山东水利部门，后来又转到曲阜、济宁市委工作。在一个文化古城的生活中，他迷恋上了哲学，从黑格尔读起，一直到为东方哲学的博大精深所着迷。他说：“我不是死读书的人，我崇拜诸葛亮，因为他经世致用。”

“苏联解体后，一代人心中的梦想和文化标志被损坏。钱其琛总理曾经感触过，说人民的心灵有了内伤，丧失了信仰，心碎了。”1995年，江泽民提出一个核心理念，要求我们国家传承一个“文化纽带”。1998年，钱其琛组建“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历经社会上多次出现关于国人信仰危机、文化危机的探讨，该组委会绞尽脑汁研究，纽带工程如何不停留在学术上，华夏文化怎样传承？

当时远在山东的高述群细心存下了《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所有的有关剪报，一个大胆的构思开始酝酿。2000年9月初，一次在北京开会的机会，高述群见到了华夏文化纽带工作组组委会秘书长李靖。仅仅一个小时的交流，李靖就觉得高的建议“非常好”。

2000年9月12日，这项原本叫做“龙文化园”的申请书，作为文化标志城方案的最早雏形递交组委会。在古迹及文化产业丰富的孔孟之乡曲阜市和邹城市修建新城区的想法，后来经由69位院士，100多位专家学者和多家机构参与论证考察，基本确定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理念。去年10月，国家发改委批复该城在曲阜与邹城之间建设。

资料图片：中华文化标志城专家研讨会现场

建造中华文化标志城，目的何在？有无必要？

今年3月1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后，这个涉及300亿资金，890万奖金征集令的文化工程，在网上引起热议。公众站在以批判为主的角度提出两个主争议点。

第一个争议是：大兴土木为尊重一个已经死了很久的古人，在现代社会有必要吗？

“我想强调，我们的关注点，究竟该在哪里？”高述群认为，孔孟之道已与现代生活脱节、无关的理论是荒诞可笑的。为何中国文化能延续几千年不衰竭？中国文化的原点是《周易》，《周易》的原点是阴阳。我们的哲学是从自然宇宙中归纳来的，最基本的单元是男性、女性，即阴阳和谐构成人类社会和自然中的一切。

孔子由人类繁衍本身总结出来的伦理、纲常，是对社会、家庭等关系的解构，孔孟之道对我们的族群最大的贡献价值就在于，有利于形成人与人之间有序的和谐关系。

从汉代开始，儒家学说成为民众一直恪守的伦常关系及生存哲学，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骨子里。虽然现代社会儒家学说已经不是必修课程，但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推翻此学说就等于推翻整个自然伦常！

第二个争议是：工程耗资巨大，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是否玷污孔子的圣明？

高述群对此笑称：“我们的出发点并不是建楼堂馆所，建膜拜的仪式性建筑。我们要通过一种物化的手段唤醒国人对民族精神的重视和保护。”

这个被关注的300亿，其实并不是一下拿出来的。既然提出“百年工程”，它是周期性的。“可能，这批人只提出了构想，在世时看不到建成，我们的子孙却能看到。一切以有利于这个城的意义为中心，长期面向全球找最好的方法，无论积极的，批判的，只要有利于该主题就可。”

他透露，目前采集的创意方案中，还不涉及投资概念，等方案全部敲定后，才可能涉及投资概念。

文化城如何承载一个民族失落的信仰？

在学术界，有一个现象。从20世纪以来，面对西方现代文明，我们的国人，尤其是一部分知识精英开始迷惘，甚至对中国文化、儒家理念提出质疑。但是结果呢？引导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思潮试了一批又一批，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高述群说，西方哲学使人悲伤和疯狂，西方宗教的个体存在性和差异性，导致了人们骨子里的焦虑。“中华文化标志城最终要解决的是信仰问题。”

早在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会巴黎时曾这样评价：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到2500年前的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虽然西方趋之若鹜，但中国文化一直没有很好的传播途径到外面。高述群暗示，这个信仰文化问题，关乎全人类。

事实上，儒家理论经过实践，维系了2000多年国人的社会关系和发展。道德塑造了一种契约关系，我们有一张“社会无形网”，靠文化基因代代传递，西方却需要更多的刚性法律来补充，因为他们没有中国哲学。那么是否需要一个契机，一个标志，向国人以及全世界，告诉他们，我们要把这个文化完整重拾，保护起来？

300亿的文化标志城究竟要怎么建？

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写意朦胧，浑然天成，统一制御。在传统观念中，任何文化都需要儒家理论认同。中华文化标志城虽然已经选择了其主题，以儒家为代表的哲学体系来贯穿全城。可是，一座物化“文化”的城，一系列建筑群，如何能令国人拾回失落的信仰？我们的祖先，如何重新走进我们的灵魂深处？

对此，复旦大学课题组葛建雄教授提出建设“文化副都”的标志性概念，这个概念可行吗？

“不像舆论认为的仅仅是一个雕塑，一个大兴土木的建筑。我们不是在盖风景区。里面也有关于建设国学院、研究所类似的设计方案探讨。建设成什么样，面对全球征集方案的提议本身，说明这不是一个团体、一个政府所能说了算的。这个城，需要集全球人的智慧，怎么建还需要长期的探讨论证。”高述群称。

在关于该项目一个长达400多页的大型论证报告中，《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发现初步的项目布局创意，除了连接曲阜、邹城的九龙山精神轴的三大建筑群外。由分别位于曲阜及邹城的孔庙到孟庙之间的南北轴线上，布局有各类文化组织单位如孔子学院、儒商会馆，世界华人会馆，亚洲文化联盟总部的设计规划。在从曲阜师范大学至九龙湿地湖附近，拟建造各种大学，学院，文化产业研发中心。

“形成一个国学学术范围比较浓的文化区域，由此向全中国、全世界传播中华文化。”一直在文化标志城规划办公室工作的董敏说出了自己的见解，“相比博物院、纪念碑以及文物古迹，具有文化传播功能的各种学院和大学，才是文化标志城的灵魂所在。”

300亿，新的文化工程投资记录将打破？ 山东济宁要在曲阜、邹城之间的九龙山上，花300亿造中华文化标志城，假如这项工程提案通过，它将会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投资最大的文化工程。下面，让我们看看其它规模巨大的文化工程吧。[详细] 中国几大巨额投资文化工程大盘点 河南炎黄二帝巨塑像 规模:占地7000平米，高106米 投资：1200万（已完成） 河南新郑华夏第一祖龙 规模：龙长21公里，高9米，宽6.6米 投资：40亿元（未完工） 横店异地重建1：1比例圆明园 规模：占地面积6165亩 投资：200亿（未开工） 桂林东方巨龙主题公园 规模：占地２４０公顷 投资：5亿美金（未完成） 网友观点大碰撞 我支持建文化标志城 我反对建文化标志城 让文化朝拜不再是苦旅 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后人像感叹金字塔一样感叹先人伟大的时候，所有的一切自然就会烟消云散，唯有一座精神的丰碑屹立于历史之巅。 请站在历史的高度看问题 中华文化标志城该建，请想一想埃菲尔铁塔和美国自由女神像。我们中华民族要想真正的强大起来，就绝不能脱离先进文化的支撑。 支持建设中华文化城 建立中华文化标志城能将孔孟文化推广到全世界，我支持。 精神废墟之上的中华文化标志城 我们所谓的中华文化标志城以未经纳税人同意，政府拍脑壳私自建设，这才是最大的违章建筑。 文化文化，多少媚俗假尔之名 不是不要文化，不是文化不要标志，而是文化不靠标志，而是投入300亿造中华文化标志城物非所值。 文化不能标志化 中华文化标志城，这名就可笑。花费巨资可以造出一个标志，一座城池，但不能造出文化。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标志化，只是一些人一厢情愿的好意吧。 　　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您有话要说？网友可将相关看法写进博客，然后发送博文地址到我们的编辑信箱：ycwen#corp.netease.com（#用@替代），我们将择优选用。 相关新闻： 葛剑雄:赞成建中华文化标志城 但花多少钱要论证 山东省政协主席拒绝回应中华文化标志城质疑 115名委员联名提案吁请重新论证中华文化标志城 中华文化标志城悬赏逾900万征创意规划方案 山东拟投入300亿将济宁建成中华文化标志城

更多精彩，请点击进入历史频道

原属我国固有领土的外蒙古是如何从祖国的怀抱中分离出去，要从清初讲起。清朝初期，是我国领土比较完整的时期，清初的中央政府把全蒙古分为三大部分：分别为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其中漠南蒙古习惯上称为内蒙古，漠西和漠北蒙古则为外蒙古，外蒙古有较大的自主权。为防止外蒙的割据，清庭在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置大臣，定期举行军事演习，保障疆域的稳定。清初，沙俄就不断侵扰蒙古地区，康熙年间，居于天山以北的蒙古一部勾结沙俄叛乱，在康熙的亲征下，1697年平叛。但沙俄仍在边境制造事端。1727年中俄签定的《恰克图界约》肯定了蒙古属于中国，但沙俄的势力也越过了西伯利亚，伸展到贝加尔湖一带，为后来的外蒙独立留下了隐患。清朝开始只想“分而治之”，并未想到今后会分裂出一个蒙古国。

沙俄在强占中国东北、西北领土的同时，处心积虑地谋求霸占我蒙古地区，以实现其“黄俄罗斯”迷梦，其先后制定了“米勒尔计划”、“穆拉维耶夫计划”、“巴达马耶夫计划”，狂妄地提出要占领从西伯利亚到长城脚下的大片中国领土，为达到这一目的，采用了一系列的卑劣手法，但1870年以前的中俄条约中，尽管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也没改变蒙古属于中国这一铁的事实。但沙俄仍野心不死！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随着政权更替和中央政府的解体与混乱，蒙古便效仿当时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的时机随即宣布“独立”。沙俄认为分裂蒙古的时机已到，开始培植亲俄势力，并大批发放武器，准备制造事实上的外蒙独立。年底，在沙俄总领事的授意和指挥下，驱逐中国官员，宣布脱离中国版图独立，一年后，沙俄政府与蒙古伪政府签定了《俄蒙协定》《商务专约》，这两个条约确立了沙俄实际统治了蒙古。消息传出，举国大哗，从政府到民间群情激愤，内蒙也发表了严正申明，不承认库伦伪政府违法缔结的一切条约。

1913年，袁世凯卖国最高峰时期，沙俄利用袁政府的内外交困，与袁订立《中俄声明文件》，确认中国是蒙古的“宗主国”，改“独立”为“自治”。但中国政府不能驻军、移民外蒙，而沙俄可以，蒙古事务需两国协定解决。该条约使中国徒有宗主虚名，而仍由沙俄控制外蒙。1915年再订《中俄蒙协约》，确认1913年的文件，沙俄对此十分满意。

1917年，俄国革命，“自治”的外蒙失去靠山，外蒙部分亲中国的王公和政要发起回归祖国运动，外蒙顺利的重回祖国的怀抱。1918年中国政府以防止苏维埃主义扩散和西伯利亚局势动荡为由，正式驻军库伦。1919年， 中国驻军与外蒙上层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文件，要求取消自治，然未获外蒙“议会”通过，11月中国政府强行通过政令，取消自治和废除1915年前的条约，并在库伦设置行政公署。然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影响到外蒙，外蒙的民族分离先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苏共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苏共在中国问题上出尔反尔，转而支持外蒙的分离运动。

1921年3月，苏和乔领导成立了傀儡的蒙古人民军和蒙古临时政府，6月苏联派驻红军，7月人民军与苏联红军入侵库伦城，苏黑巴托尔与乔巴山主持成立了君主立宪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由王族势力的博克多格根任国君。为维持分裂政府，苏、乔要求苏联势力庇护，同意苏联驻军并协助围剿白俄匪军与敌对力量。1922年苏蒙签定一份协约，苏联率先承认外蒙“独立”。1923年，苏黑巴托尔去世，1924年6月，乔巴山推出“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属于大呼拉尔，不设总统，平时由政府处理国务。11月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在库伦召开，确立亲苏联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允许苏联驻军，制定仿苏“宪法”，以1911年作独立纪元，改库伦为乌兰巴托(红色勇士城)。北洋政府及民间人士感到不能容忍，希望出兵或借助英、美、日出面干涉，以曹琨和吴佩孚为首的北洋政府对事件十分恼火，但鉴于国力不张，形势不利，只发表了措辞严厉但无实效的政府声明，对外蒙独立不予承认。

外蒙地区在苏联的扶持下非法独立，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中国朝野的一致抗议，鉴于此，苏联一方面派重兵保护“独立”，并与外蒙签定互助协定，大规模驻军外蒙，另一方面，1924年签定的《中苏协定》承认外蒙是中国的一部分。1927年，蒋介石主持中央政府时，苏联要求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蒋介石回电拒绝，并责令外蒙执政者放弃“独立”，回归中国。

1928年，外蒙古发生大规模反对独立并要求回归祖国的统一进步运动，苏联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进行血腥镇压，整个蒙古血流成河，蒙古统一人士要求民国政府出兵外蒙，中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扩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中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蒋政府忙于在南方“剿匪”，之后的中日战争，使南京政府无力于外蒙事务。亲苏的乔巴山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至此，外蒙古在抗战期间成为事实上的独立国。

据《泰晤士报》3月11日报道，二战期间，正当希特勒“春风得意”之时，他曾梦想在柏林打造一个“世界之都”，象征纳粹德国对全世界的统治，并将其命名为“日耳曼尼亚”。按照该计划，整个城市都用昂贵的大理石构筑，其中包括一座400米高、能容纳15万人的世界第一大会堂以及比巴黎凯旋门还高2倍的柏林凯旋门。然而，随着希特勒自杀、纳粹德国投降，“日耳曼尼亚”计划从此泡汤。日前，德国财政部长公布了这个“超级城市”的几何模型，首次撩开了“日耳曼尼亚”计划的神秘面纱。

大会堂可容纳15万人

据报道，1939年二战爆发后，阿道夫·希特勒在欧洲战场所向披靡，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他打算在征服世界后将当时的德国首都柏林建设成“世界之都”，并将后者命名为“日耳曼尼亚”。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是由希特勒御用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设计的。计划中的“日耳曼尼亚”的南北交通干线叫做“光辉大街”。这条大街长8公里、宽120米。大街两旁将建有剧院、商店以及纳粹德国所有各部的办公大楼，包括一座新的参谋总部大楼、一座陆军元帅纪念堂、一座新的国会大厦。

大街中央将建造一座新的德国“凯旋门”，高度是法国凯旋门的2倍，达100米！也许是巴黎的协和广场激发了希特勒和施佩尔的灵感，他们打算在“光辉大街”的中部修建一个能容纳100多万观众的阿道夫·希特勒广场。此外，希特勒和施佩尔还设计了一座庞大的铜质圆顶大厦作为大会堂。该建筑以罗马万神殿为模型，高达400多米，能容纳15万人，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会堂。

“元首宫”造价7.5亿英镑

施佩尔还为“第三帝国”总理府——“元首宫”制订了造价高达7.5亿英镑的建筑计划。“元首宫”计划建在今天总理府之上，占地面积比传说中的尼禄王金殿至少大一倍，仅走廊就长达500米，书房面积更达900平方米。而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办公室只有142平方米。为了实现这些规划，施佩尔制订了一项为期10年的建造方案，计划于希特勒61岁生日的前一天全部竣工。

按照希特勒的幻想，作为未来世界中心，他的“第三帝国”应该像罗马帝国时期、日耳曼人统治时期和普鲁士国王时代那样被管理。希特勒曾说过：“只有古埃及、古巴比伦或者古罗马人的建筑能与柏林相媲美，伦敦、巴黎怎能与之相比？”然而，随着希特勒于1945年5月8日自杀、纳粹德国投降，“日耳曼尼亚”计划也因此泡汤了。

柏林破禁首次展览

半个多世纪以来，希特勒的“日耳曼尼亚”计划一直被视为其野心和疯狂的象征，以至于后人被封存起来。直到日前，德国财政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才打破禁忌，在大屠杀纪念馆隔壁和希特勒碉堡附近展出“日耳曼尼亚”的几何模型。当地档案馆副馆长卡尔·迪特迈尔说：“我们一直都在避免这种展览，防止误导公众。”

然而施泰因布吕克却表示：“我们在靠近（大屠杀）纪念馆的地方进行展览，是为了提醒人们：‘日耳曼尼亚’的建立是在对犹太人进行迫害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犹太人是纳粹在‘清除异己’行动中第一批被赶出家园的人。纳粹所谓的‘重新安置’是通往死亡之路的第一步，或者去犹太人区或者去集中营。”据悉，这个展览将从3月15日起对公众开放，展览将持续至今年年底。

谈起父母与兄妹们的关系，胡德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竟是“他们才不管呢！”这是胡耀邦夫妇对待子女的一贯态度。正因如此，胡家子女从小就在“自力更生中长大”。

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老四合院。胡耀邦逝世后，小儿子胡德华一家便陪伴母亲居住在此。

翻看胡家子女的履历，个个都算功成名就。长子胡德平，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次子刘湖，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三子胡德华，上世纪90年代从中科院软件中心下海，投资项目囊括科技开发、植树造林、填海造地；小女李恒（满妹），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某外企高管。

“稀里糊涂”地长大

“我多次询问母亲我的出生地，她的回答竟然是‘记不得了’。”胡德华总是觉得遗憾。1948年11月，任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正在太原战役的前线，而夫人李昭在后方的石家庄，即将临产。就在此时，石家庄遭到敌方偷袭，身怀六甲的李昭在警卫员的保护下，迅速转移。“母亲只记得被拉上一辆运煤车，跑了大概一两天，途中生下我。”胡德华最后自己推算，他应该出生在河北井陉。

由于家里已接连生下两个男孩，父母都望女欲穿，以至于他出生后，父亲直接从前线传话：“既然又是个男娃，也没什么好回去看的。”在父亲的失望中，胡德华默默地来到人间。不仅没有出生地，他还和其他兄妹一样，一直没有大名。

“如果要按现在的说法，我父母就是典型的‘工作狂’，孩子生下来就不管了，能活就活。”胡德华和兄妹们都是被外婆拉扯大的。

1950年春，川北地区获得解放，胡耀邦拖家带口到了四川。在这个全家团圆的时刻，胡耀邦的父亲看着一群都是小名没有“大号”的孙子，郑重地拿出家谱。“爷爷宣布，我爸是‘耀’字辈，我们是‘德’字辈。家中‘德’字辈出生的男孩，以后按长幼分别叫平、安、发、财。”于是，胡耀邦的长子名为德平，轮到三子，就是德发了。之后在北京上幼儿园，由于德发的“发”繁体字太难写，幼儿园老师自行将其改为胡德华。至于当时孩子名字叫什么，是否妥当，胡耀邦夫妇完全无暇顾及，听之任之。

1952年，胡耀邦夫妇终于在四川南充迎来小女儿的诞生。“家里人特高兴，外婆说孙儿、孙女都有了，满足了，就给小妹起名满妹。”在胡德华看来，家中这个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儿，备受宠爱。满妹直到参军时才起名李恒，随母亲的姓。

同年，胡耀邦调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第二年，已经4岁的胡德华说着一口四川方言跟随母亲来到北京。在胡德华的记忆中，父母为他选择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标准，只是一条———全托，能住校。而在满妹的回忆录中，她也这样写道：

“小时候，父亲对于我来说，虽然并不陌生，却也不太熟悉，至少不感到亲切。我还多少有点害怕这个从来没有跟我玩过的爸爸。母亲一向只顾工作不顾家。1952年她随父亲来京不久，便加入北京的棉纺行业，从此以厂为家。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只抱过我一次，可当我好奇地伸出手去摸她那亮晶晶的眼镜时，她‘啪’地给了我一巴掌，我吓得大哭起来。外婆急忙从她怀里把我夺过去，埋怨道：‘从来也没抱过孩子，就抱这么一回，怎么还打她！’母亲说：‘她要是把眼镜弄碎了，我明天怎么工作！’”

四个孩子三个姓氏

胡耀邦家中4个子女却有3个姓氏，除分别随父母姓胡、李之外，还有一个姓刘的。胡德华说，他们从小就知道有一个“送了人”的二哥。

1945年冬，胡耀邦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将赴前线作战。李昭也要求同往参加战斗。无奈，胡耀邦夫妇将未满40天的次子，送给了陕北老乡刘世昌。“父亲只提了三个条件：一是不要把孩子再转送别人；二是将来要让孩子上学；三是让他自由恋爱。父亲坚持让孩子随老乡姓刘，老乡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就叫刘湖（胡）了”。

从胡德华出生起，就没见过二哥。这一别，就是十几年。解放后，刘世昌一家辗转到了青海。他牢记着胡耀邦的嘱托，即便家里连吃饭都困难，还是坚持让刘湖上了学。13岁时，刘湖小学毕业，各门功课成绩优良。其间，胡耀邦从没有来找过儿子。

当得知胡耀邦已在北京任职时，刘世昌和妻子犹豫再三，硬是把含辛茹苦养大的刘湖送回了北京。“父亲看到刘世昌愣了，半晌说不出话，他拍着二哥头说：‘记住，刘世昌永远是你父亲！’”此后每逢寒暑假，刘湖就会去看望刘世昌夫妇。

“走资派”的后代

“文革”期间，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发配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母亲被隔离审查，年近七旬的外婆被轰回安徽老家。父亲的秘书、司机也早就撤走了，满妹曾一个人住在三进大院子里，几十间房子空空荡荡……”

胡德华当时还在上高中，他的理想是考清华大学、做工程师。然而刚读完高一，他就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工作，负责修马路。

胡德华记得，母亲比父亲受冲击还早，在“文革”中的境况更惨。她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然而，刚强的她从来不谈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煎熬。

由于“文革”，胡德华笑称二哥刘湖是预备期最长的党员，“二哥当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工系，1966年5月，他成为预备党员。一般党员的预备考察期是一年，但他刚入党一个月就赶上‘文革’，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成为正式党员。预备了十几年！”

老大胡德平也因为“文革”改变了命运。196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就在1967年毕业前夕，随着邓小平、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邓朴方和胡德平也成了“黑五类”子女。“大哥在北大成了专政对象，那时他的身心受到极大创伤。我大哥小时候特别淘气，但是后来变得越来越老实、沉稳。”

“文革”后，胡德平考取了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侯外庐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做研究工作。1984年，胡德平作为中共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的特派员到了湖北省。在那里，他创办了曾经轰动一时的理论刊物。返京后，胡德平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之后，被提升为统战部副部长。

1973年，胡德华考入重庆通信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通信学院教书。他在南京一呆就是10年。1986年，胡德华进入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工作。他说自己的梦想一直是要科学救国。“以前觉得能当个科学家才是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但后来，胡德华却改变了想法。特别是父亲去世后，他在领导的鼓励下决定下海。

“我们比父亲差远了”

胡德华坦言，“我们比父亲差远了。父亲做人的骨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无人能及。”如果说有联系，就是胡家人的共同情趣———读书。

“父亲文化程度并不高，14岁就参加革命，但是他博览群书，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父亲只要有点滴空闲时间，总是孜孜不倦地读书。他说每天坚持读1万字，14年就可以成为学者。”胡德华列举了父亲看过的书目，算起来总共有5000万字。

胡耀邦的子女对父亲都充满了敬畏。事隔这么多年，胡德华每每回忆起父亲批评自己的情形，心里还是有些慌乱，他说，就连父亲最疼爱的小妹，也没能沾父亲半点光。

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

造纸总厂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她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作为胡耀邦的女儿，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的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她把信撕得粉碎。

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往。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胡家子女，最终归于平静安宁。（刘畅 《环球人物》2008年2月下）

开国上将许世友是个传奇式的猛将。当年，在攻打大山寨的战斗中，他当上了敢死队队长，从那以后，他在红军中由班长直到师长期间，在一次次的战斗中，曾当过十一次敢死队长。

农民炮队领头人

1927年春，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四一二”大屠杀开始了。逃跑到湖北麻城福田河、新集和光山县城的地主豪绅蠢蠢欲动。为了防备地主武装反扑，麻城六乡农协主席裴玉亭，根据上级有关成立农民自卫武装的指示精神，成立了农民义勇队，并制定了几条应变措施。

农民义勇队成立后，从中挑选了十余人组成炮队，许世友担任了炮队队长。名为炮队，实际上并没有炮，只有几支鸟枪，其余都是长矛、大刀，任务是打头阵，换句话说，也就是敢死队。许世友请来能工巧匠，把白檀树掏空，外面套上铁箍，涂上锅黑烟子，放在木架上，俨然是一尊尊大炮。“炮队有炮了！”炮队队员们欢呼着。

六月间，麦子刚刚下场，许世友正带着队友练武，突然东山祖师殿接连响起三声令炮，队员们立即向山势险峻的祖师殿奔去。六乡义勇队早已在山顶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堆置了大量的雷石、滚木和石灰罐子，并在山上日夜设哨，监视敌人。这一日，福田河地主武装来犯，刚才的炮响是紧急报警信号。许世友率领队员们，扛着“大炮”，拿着长矛、大刀，奋勇向山上攀登。当他们刚爬上山顶时，山那边的敌人也已接近山头。许世友命令队员架起木炮，装上铁砂火药，对准敌人，“轰，轰”连响两下，把敌人轰倒一片。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轰击吓懵了，连滚带爬退到了半山腰。

匪徒们有八百多人，发现山上只有几十人，便重新纠集起来，向炮队发起新的进攻。在这危急关头，裴玉亭带着一千多义勇队员赶到了，阵地上顿时沸腾起来。

50米、40米、30米，近了，近了，世友大喝一声：“打!”顿时，鸟枪、檀树炮一齐喷出了愤怒的火舌；滚木、雷石像山洪一样泻向敌群，石灰罐子也摔向敌群，顿时腾起团团烟雾，迷得敌人睁不开眼睛。

反击的时机到了。只见许世友把褂子一甩，赤膊上阵，举起大刀，大声喊道：“不怕死的，跟我来!”话音刚落，二三十名炮队队员，全都甩掉上衣，挥刀挺枪，冲入敌群。一千多名义勇队员，也跟着冲了上去。经过一阵厮杀，八百多敌人死伤过半，连滚带爬地逃回了福田河。

祖师殿一战，打出了炮队的威风。福田河、光山、新集一带的地主民团，只要一提起六乡炮队，就谈虎色变。从那以后，福田河的地主民团和红枪会匪，再也不敢向六乡进犯了。

是年11月13日，在鄂东特委统一领导下，著名的黄麻起义爆发了。黄麻两县的农民武装从四面八方拥向七里坪，会聚成两万多人的起义大军。许世友率领的炮队也雄赳赳地加入了起义队伍的行列。

敢死队长挥刀当先

1928年初夏，许世友参加红军以后，在开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的斗争中，由于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很快被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长。1931年1月，他被提升为营长，同年11月，任红四方面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

许世友在十年的红军生涯中，曾当过十一次敢死队长，最后一次，是他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当师长的时候。在他当敢死队长期间，前后曾四次负重伤，轻伤不计其数。每次当敢死队长，他都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在新集西北方向，有一座蜿蜒曲折的山岭，山岭两侧多为悬崖峭壁，山顶平坦开阔，地主武装相继在山上建立了遥相呼应的十八个山寨，人称“九里十八寨”。其中有一个大山寨筑在相连的两个山头上，寨墙高约二丈，厚约四尺，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通寨门，寨内有300多团丁守卫，易守难攻，是最顽固的堡垒。为了铲除祸根，使新集以西的苏区连成一片，1930年5月，红军决定先拔除大山寨，只要拿下大山寨，其余的寨子就会不攻自破。

1930年5月中旬的一天，许世友被任命为敢死队长，奉命攻打大山寨。战斗打响后，许世友率领敢死队冲到寨墙下。敌人气焰非常嚣张，一方面从暗枪眼里射击，一方面推下滚木、雷石，敢死队虽多次强架云梯，都被推倒了。那时，红军没有大炮，所以迟迟攻打不下来，反倒付出了很大代价。

许世友看到这种情况，急得直冒火星。他让人抬来一个方桌，在上面蒙了几床浸透了水的棉被，做成一个土盾牌。他一手持土盾牌，一手提着鬼头刀，踏着长梯，凭着练就的武功，“噌噌噌”几步跨上寨墙。守寨的一个团丁还没反应过来，他挥舞鬼头刀已砍下那个团丁的脑袋。乘敌阵一片混乱，“杀呀——”红军冲进了寨门，杀得团丁人仰马翻。有一个教师爷提着大刀想翻墙逃跑，许世友大喝一声：“哪里逃?”那家伙回头一看，有人追赶，便拉起架势舞刀来迎。许世友一个急转身，就如猛虎扑食一般，高扬大刀，一个“泰山压顶”照着那教师爷的天灵盖劈来。那教师爷忙使出一招“力托千斤”，想架着许世友劈下的大刀。谁料，许世友将大刀一抽，一个倒转身将脊背对着那教师爷，顺势将刀尖朝他的前胸刺去。那教师爷还没来得及调过式子挡架，只听“扑哧”一声，就像一条狗瘫倒在寨墙根边。

许世友抽出刀，正欲转身追击时，突然，不知从哪个旮旯响了一声土枪，打中了他的头部。幸亏，那是从一支鸟铳里打出来的，弹片是几颗铁钉，因距离远，铁钉没扎进头盖骨，只钉在头皮上。他将露在外面的铁钉拔了出来，因为流血过多，便昏了过去。红军部队在收尸时把他抬回，以为他牺牲了，大家都失声痛哭。这时，昏迷中的许世友被哭声惊醒过来，他望望周围的人不解地问：“你们哭什么?”队员们擦擦眼泪告诉他：“都哭你阵亡了。”许世友笑笑说：“噫!我咋会阵亡?我觉得刚才好像睡了一个好觉。”

擒贼擒王立奇功

1931年初春，许世友任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一营营长。3月上旬，奔袭双桥镇、活捉岳维峻的攻坚战斗任务落在了许世友的肩上。

革命的火焰在大别山熊熊燃烧起来后，震惊了南京，蒋介石于3月4日派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围剿红军。岳维峻因充当“剿共”急先锋而得到蒋介石的青睐，此次“围剿”，蒋介石委以南路总指挥之“要职”。岳维峻急于邀功，率师从孝感出发向北冒进。3月8日孤军深入，进驻双桥镇，师部和两个旅部都驻扎在双桥镇内。红四军首长鉴于敌三十四师单独行动，孤立无援，遂决定集中五个团的兵力连夜奔袭双桥镇。

二十八团团长高建升领了任务之后，连忙召集许世友等三个营长布置任务。许世友营正面突击，不惜一切代价，突击敌师部，直捣敌巢穴。

七时许，双桥镇战斗打响。红军三十团、三十一团和三十七团完成了包围之后，立即加强了攻势，向双桥镇推进。这时，突然从武汉方向飞来三架敌机，在红军阵地上狂轰滥炸，妄图挽救失败的局面。在这关键时刻，红四军首长命令二十八团和三十三团立即投入战斗。

许世友率部迅速挺进到土桥沟东北侧的山脚下，向土桥沟敌人阵地发起进攻。许世友大喝一声：“机枪掩护。二连和三连上!”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战士们突破敌阵地，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攻占了刘家祠的敌人阵地。

刘家祠是敌人固守双桥镇的最后一座屏障。岳维峻组织三个团的兵力向刘家祠阵地反扑。密集的炮火倾泻在刘家祠周围山冈上，炸得阵地上碎石乱飞，硝烟四起。许世友率领全营，凭着夺得的工事，以手榴弹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反扑。可是，敌人采用以团为单位的集团冲锋，红军伤亡越来越重。许世友果断地下达命令：“立刻撤退!”暂时放弃了刘家祠阵地。

部队撤下来以后，许世友清点一下人数，全营伤亡较大，不少班排只剩一半人了。正在这时，团部下达了命令：组织敢死队，要把刘家祠重新夺回来。

许世友和营教导员商量一下，决定将严重减员的班、排合并，并立即组成一支敢死队。许世友捏紧拳头，向空中一举：“刘家祠，我们一定把它夺回来，谁愿参加敢死队，站出来!”话音刚落，呼地一下两百多只手举到了他的面前。许世友把受伤的战士留下，组织一支精悍的敢死队。

敌人居高临下用机枪向敢死队员们扫射。同时，敌人的三架增援飞机，也替敌人助威。炮弹和子弹，像雨点似地落在他们前后左右，浓烈的火药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他们的身子贴伏在地上，利用敌人扫射的间隙，一个弹坑一个弹坑地向前跃进，到了距敌工事一百米远近时，许世友猛然跃起，大喊一声：“同志们!杀啊!”敢死队员们也都猛然跃起，一个个眼中喷火，跟敌人拼起刺刀来。

许世友发狂似地挥舞着大刀，在纷乱的敌群中搏斗，直杀得浑身是血，满眼直冒金花，额角流下来的也不知是血还是汗，挡住了他的视线。他腾出手来擦擦眼睛，“嗖”的一股冷风直向他心窝逼来，他措手不及，就地一滚，躲开了枪刺，然后一个鲤鱼打挺，跃了起来，手起刀落，结果了那个敌人。经过一场白刃格斗，敌人终于招架不住，慌忙向山下溃逃。许世友率领的敢死队，终于又夺回了刘家祠阵地。这时，兄弟营也夺回了各自应占的阵地。

许世友在打退敌人的最后一次反扑后，立即率领敢死队尾随溃退之敌，穷追猛打，像一把锋利的钢刀，直插双桥镇。

许世友率敢死队冲到敌师指挥部，本想亲手抓住岳维峻，可连鬼影子也没有了。转身出门向前望去，有一顶大轿子，由四个轿子兵抬着，正晃悠晃悠地向前走去。

“岳维峻，岳维峻!”一个战士指着轿子大叫起来。敢死队员们把轿子包围起来，掀开轿帘一看，哪有什么岳维峻，是个空轿。

许世友问轿夫岳维峻是个什么模样。“高高个，胖胖的，穿着蓝色长衫……”轿子兵比画了一阵子。许世友等不及听完，就率敢死队向前追去。

当他们奔跑着正向前猛追时，残兵败将仍在顽抗。只见许世友忽然打了一个趔趄，慢跑几步才站稳脚跟停下来。他觉得大腿根有些麻木，像被人用石头砸了一下，用手一摸，鲜血渗透了裤管。一位敢死队员忙上前搀扶他：“营长，你挂彩了!”

许世友用手使劲拍拍大腿骨，“还好，没有打断骨头，弹头还在骨头上。”说着，用练就的鹰爪功，一咬牙，把子弹头抠了出来，连忙从烟袋荷包里掏出毛烟丝捂在伤口上，解下绑腿带，迅速把伤口包扎好，立即率部又向前继续追赶。

当他们追赶到罗家城时，只见村边打谷场上，一个脑满肠肥的大胖子，被人群围在中间，他就是敌师长岳维峻。“捉到岳维峻啦!捉到岳维峻啦!”人们奔走相告。

当天下午，红四军在双桥镇河滩上召开了军民参加的万人祝捷大会，军首长表扬和奖励了活捉岳维峻的由许世友率领的敢死队和另一支连队。 (摘自《一代名将许世友》张亚铎等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